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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同情心在不断消退?

如今,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的目标,人和人之间交流,依靠的不是直觉上的关怀和喜欢,而是评判系统和心理学方法论。在技术的全方面包裹下,个人无可避免地被抽象成一条符号、一个数字、一件商品、一点流量。

「人是社会性动物」,彼得·辛格在他的著作《扩大的圈子:伦理、进化和道德进步》中认为,「社会性在前,其次才成之为人」。在成为理性人的过程中,我们会学习克制对同伴的行为,并把对方的境遇投射到自己身上,这种克制和投射被当做法律和道德的基础。同情心则是后者的产物。因为「和自己相关联」的共情让我们对毫不相干的人的遭遇产生跟对方相似的情绪,促使我们去关心和安慰,并设身处地地帮助别人。

而如今,我们可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同情心正在消退。

我们很容易在看电影看小说时,感动得哇哇落泪,但面对真人时,却反而显得十分冷漠。对于那些在朋友圈秀恩爱发旅游照晒孩子的人,即便知道他们的快乐是货真价实的,也仍然会面无表情地点赞或一脸嫌弃地屏蔽。看到那些吐苦水满身负能量的人,可能分分钟想拉黑对方。

一个孩子可能会说出「风这么大,菩萨晚上没被子会不会感冒?」、「金鱼生日的时候,没有人记得太可怜了。」当孩子长大后,成熟理性的 ta 不仅不会再对菩萨和金鱼表达同情,对他人也保持着各种警惕,「是假的吧」、「跟我有什么关系」、「谁不是这样呢」。

gif/The simpsons

「同情心疲劳」(Compassion Fatigue)第一次出现在 1981 年的《美国移民备忘录》,指随着时间推移,人类同情心不断减弱的现象。1990 年,美国媒体用这个词来形容公众对无家可归者表现出的不耐烦,1992 年,医学杂志用它来解释急救医生太过频繁地对病人感同身受而出现的淡漠情绪。此后,「同情心疲劳」被归入创伤心理学领域。在信息过载的现在,人们由于每天都会接收大量以「坏消息」为主的新闻,也产生了同情心疲劳

看别人遭殃,看得太多就会变得麻木。「又地震死人了吗,已经司空见惯了」。但这只是当代人同情心消退的其中一个原因。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认为,技术助长了这种麻木。悲观的波斯曼认为「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如今,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的目标,人和人之间交流,依靠的不是直觉上的关怀和喜欢,而是打分系统和心理学方法论。在技术的全方面包裹下,个人无可避免地被抽象成一条符号、一个数字、一件商品、一点流量。

同情心和数字的关系:当受难的人数高于某个数字,我们的同情就会奔溃

邓巴数字是一个认知界限。牛津大学的罗宾·邓巴教授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大约是150人。150 人是我们能够认同、互动、关心和保护的最大人数。

人类的共情能力也和数字有关。《牛津同情科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ssion Science)中认为:「人们对多个受难者的感受往往不如对单个受难者的同情来得强烈」。当受害者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同情心会有具体的投射客体。美国俄勒冈大学的 Paul Slovic 教授和瑞典林雪平大学的 Daniel Västfjäll 教授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的情感会在对象 n=1 时最大,在 n=2 时就开始消退,并在 n 的某个更高值处崩溃。我们可以同时同情 5 个人或 15 个人,因为在这些数字范围里,我们可以了解并记住他们的名字和样子。但当受害者的数量继续逐渐增加,人就成了统计学上的数字,死了 1598 人并不比死了 1578 人更能激发同情心。而这个拐点数字究竟是多少?虽然仍然不能确定这个数字是邓巴数 150(Rule Of 150),但当人数大于某一个数字时,这种同情心的确会逐渐消失,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匿名了。我们没有足够的大脑来处理过多人的困境,对于同情心或同理心而言,需要我们在脑海里想象其他人的苦难,这过程非常累人,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注意力来激发情绪。而互联网和人口流动带来的,则是越来越多的通讯录人数,越来越少的深度交流。

gif/giphy ©️cartoonhangover

切己:亲近度和距离

想象一下,一场火灾夺走了 3 个人的生命。如果这 3 个人是你的家人,你的大学同学,来自你家乡的陌生人,来自台湾的人,来自比利时的人,来自南奥塞梯的人。人们可以感受到同情心随着受害者跟我们之间的亲近感的减少而降低。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Elizabeth Segal社会共情:理解他人的艺术》一书中认为:「共情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想象自己此时此刻是什么感受,而是努力想象和理解他人的想法。」而这种想象和理解,会随着与我们的相关性的减弱而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便你知道埃塞俄比亚的一位老人的死并不比你奶奶的去世遭受更少的痛苦,也都能通过他们了解到「迟早有一天,你自己也会遭遇相同的事」,但你奶奶的去世仍然会让你更加伤感。

如果把亲近度比作一个圈子,当这个圈子是国家时,爱国主义者往往会对国人有更高的亲近感,也更容易共情。当圈子是家庭时,家族观念重的人也会更在意手足之情。如今,这个圈子变得如翁贝托·埃科在《流动的社会》里说的:「群体概念陷入危机,个人主主义肆无忌惮地滋长」。

以往,人们生活在固定的社区里,出生、就业、结婚、生子、死亡,同一社区里的人可能会全程参与,知道你的前因后果,于是更能明白你为什么哭为什么笑。如今,多元价值无法形成坚固的道德共识,原子化的个人共情能力更低,更不愿意花时间去和他人磨合。人们在小说和电影里能够借助作者和导演的叙述,全程参与到主角的悲剧中,因而更容易共情。到了身边的人,人们则通过 140 字内的状态和九宫格的照片来了解你此时的情绪。刚开始有所了解就立刻被不停更新的其他信息分心,而人们在社交网络上极力想展示的那个自己,也通常没有足够的演技或是足够的真实来引起共情。

比起同情受害者,人们更关心的是凶手是否得到惩罚

当上帝和信仰不再成为人们言行的参照坐标,又没有足够稳定的行动信条时,人们变得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于是愤怒就成为公共事件的主流情绪。心理学家安德鲁·门罗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周围人的行动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做,而不仅仅是依靠我们自己的道德准则。”我们在社交网络上发表观点转发评论,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或是想成为好人,而是想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好人。一个公共事件发生后,人们总是第一时间站队、点燃怒火、批评指责咒骂坏人,既当陪审团又当法官,既当举报人又当行刑者。在「这种人就得终身禁驾」「杀了那个人渣」之后,就没有更多的言行空间了。人们最关心也是唯一关心的,是凶手是否得到惩罚,止于愤怒的人们并不会采取行动来阻止痛苦继续发生。

而当注意力转向受害者时,人们给予的常常也不是同情,而是「资格审查」,首先判断你的所为所为是不是也有错,是不是有黑历史,是不是够得上一个受害者。其次是不是在受害后言行举止得体,打官司是不是为了钱,是不是动机不纯。人们吝啬向给人给予同情,担心对方是「骗子」,担心对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愤怒总是对的,安全的,毕竟,「没有人是无辜的」。

社交网络助长了这种以愤怒为主要情绪的公共表达。在网上曝光作恶者、表达义愤还不会带来什么风险,成本极低,但会足以彰显自己的正义,并带来更多的流量——一条推文中每增加一个道德性或情绪性的词语,它被转发的概率就会提升20%。毕竟,爱是排他行为,恨才是能引发共鸣的群体行为。在社交网络这个群体环境里,以喜爱为出发点的粉丝,表达对偶像的喜爱也总是变成对别家偶像的打压。

此外,当我们身处社交网络,我们的情绪会被所在的群体所调节。你晚上发出的那条悲痛欲绝的状态,在十分钟后就会淹没在其他各路段子、时评和自拍中。群体会压倒性地调节整体的情绪,「兔兔好可怜/流浪汉好可怜/难民好可怜」不是群体情绪,对抗和娱乐才是。

更糟糕的可能是,我们也许会在技术的裹挟下,在更「原子化的个人」和更「联通的群体」里,更快地变成没有面孔的数字。

题图来自:giphy©️puffinrock